在2026年10月初，中国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降至约1.69%，这比日本的利率低了将近1.5个百分点。这一现象反映出市场对未来经济走向的预期，预示着中国可能长期面临低通胀甚至通缩。在最近举办的五道口金融论坛上，几位知名经济学家如余永定、姚洋、李迅雷均表示，政府应在当前物价和利率较低的情况下，积极增加债务，以财政扩张来刺激经济，并认为国家内部债务不应过度紧张，因为这类似于“左口袋欠右口袋”的逻辑。然而，我认为中国经济当前的真正问题并不在于债务的不足，而是数百万亿的乡土资产未能有效转化为居民可自由支配的现金流。

首先，我们应明确目前的债务状况。根据2026年的政府报告，目标赤字率设定在4%左右，赤字规模达5.89万亿元，并且还有超长期特别国债与地方专项债的组合。政府部门的债务对GDP比重已超过90%，并且仍在上升。纵使这一数字相比国际水平相对克制，如日本的债务早已超过260%，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债务的边际效益，特别是每多发一元债务能带来的消费和订单的增长。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，这一效益正持续下降。

基建项目的回报率走低，地方融资平台为还债不断借新还旧的现象已经普遍。如果继续加大对这种模式的投入，就好比让一个过饱的人继续进食。债务的资金流是自上而下的，真正到达普通家庭的现金流少之又少。这就导致了一个矛盾的局面：尽管M2余额与社融存量都在高位，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却迟迟无法上升。

问题的根本在于，中国的农村人口并非缺乏现金流，而是缺乏能够变现资产的途径。城市居民之所以敢于消费，是因为他们的房产可以抵押、出租或在市场上交易，而农村的土地、房屋等资产则因产权不明或流转受限，无法为农民带来可用的现金流。最高人民法院在2026年公布的数据表明，农村相关的法律纠纷逐年增加，而这些纠纷的背后，反映出的是土地和房屋的价值上升，却无从变现。

因此，农民虽有消费意愿，但缺乏可持续的现金流来源，不敢轻易投资。面对这样的局面，单靠增加货币供应和基础设施投资无法真正促进内需的增长。应当探索更有效的路径，将货币发行与真实的乡村资源资产相结合。

建议由国家出面设立专门的农村土地银行，利用全国村集体的土地及其他资产，向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大规模的种子资本支持。同时，鼓励在村内建立资金互助社，允许农户以其承包经营权作为抵押，从中获得信贷支持。这种“村内互助”的方式能够避免资金外流，增强村集体的金融活力，并能在乡村经济中形成良性的金融循环。